| 第124期女性電子報—心情筆記 |
| 網氏首頁 |
| 過期網氏 分期索引 |
| 單元索引 |
|
焦點話題
|
| 關於網氏 |
| 寫給網氏 |
黃佳韻
如果說性騷擾影響了我的一生，這句話一點都不假。
從北科大騷擾事件落幕後，很快地已經過了三年，我一直無法回憶起當時的時空環境、痛苦經驗，這或許是一種潛意識中的自動拒絕吧！一次契機，我把當時母親從各大報紙所收集相關報導，借給我莫大精神支持的國文老師，之後，便不打算再拿回來了，實在是因為不希望擔負著「性騷擾受害者」的名稱，這一切對我來說，是如此的沈重！
雖然我從不諱言自己的經歷，也常會藉由適當的機會，向熟悉的新朋友談起這件往事，但總會有那種該與不該說出來的心情掙扎。一方面不希望別人會以同情或者負面的眼光，貼上可憐或不潔的標籤；一方面又想起教授被解聘的事實，是婦女新知基金會（以下簡稱新知）、支持我的老師、家人及許許多多受害人共同努立的結果，就應該儘其可能從自身朋友開始著手，告訴他們什麼是「性騷擾」，以及透過這層關係，如何與朋友們和平相處，甚至也能使他們建立起不帶有傷害、健康的同理心，而主動關心性騷擾及其他與性別相關的議題。
這樣的作法，並不是一朝一夕可成的，在教育部組成專案小組調查的過程中（1999年7月），我也接受了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的免費心理諮商，一開始我是以疲累的心情及虛弱的身體，帶著懷疑和期待，去會見我的諮商師。
記得非常清楚，自己是以冷靜的口吻，一個字一個字地敘述心情與過程，等說到很後悔把心思全放在處理性騷擾事件，而忽略了二技升學考試時，不僅眼淚奪眶而出，自責的感覺也油然而生，老師遞給我幾張面紙，對我說到：「一般人是無法將這兩者兼顧妥當，而你今天應該為你的努力感到驕傲。沒有人會責怪你沒有去考二技考試。」我想也許是這番話，減低了愧疚感，不久後在北科大的兩位恩師的資助下，我立刻就到南陽街（補習街）報名插大法律系的課程。
選擇就讀法律系的原因，完全是受到事件的影響。一想起北科大校方高層，以錯誤的法學知識威脅，（會發覺錯誤是在念法律系之後）若不接受協調，教授這方面可以上法院告我毀謗，除了刑事的毀謗罪外，還要負起動則幾十萬賠償費的民事賠償責任（因為通常事件會發生在二個人的密閉的場合，造成無法有第三人之人證的直接證據，但實際上部分案例中，仍可透過其他間接證據證明其真實性）。
這果然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我因害怕造成家庭的負擔而差點退縮；當然，這也促成我日後決定投考法律，期望能有一天能像新知的律師們，以所知所學幫助弱勢的被害人。
一年後，幸運地考上了銘傳大學法律系，隔年又再度轉學就讀政治大學法律系，從此盡心在讀書這件事上。
2000年中旬，當時新知的秘書長彭渰雯小姐告訴我，要由知名同志導演陳俊志拍一部有關反性騷擾的紀錄片。我欣然接受成為片中四位主角一；除了對新知的信賴外，更重要的長久以來對陳俊志導演的仰慕。我努力地配合拍攝的環節，甚至有幾次轉學考試，俊志都在身後跟拍，既要集中精神在考試上，又得假裝看不見別人異樣的眼光，但這一切全是在愉快的心情下完成。2001年1月，台灣本土第一部反性騷擾紀實－「玫瑰戰爭」在敦南誠品放映，而整個事件以來最難以抉擇的決定。
拍攝紀錄片，只是希望能將這段抗爭過程完整呈現，透過紀錄片放映暨講座的方式，使更多人體認校園性騷擾的真實存在，並落實校園的兩性平等。當時銘傳大學裡只有少部分要好的同學及師長知道，我曾擔心如果媒體中再次出現，會不會打碎努力掙來的既有的平靜生活。最後，還是勇敢地在沒有任何喬裝、掩飾下，出現在首映會場。
當紀錄片播放時，淚流不止，面對媒體及資深婦運工作者時，我堅定說出應該羞愧、遮掩的是性騷擾的加害人，不是我們；我一直想說出來的話，我不後悔說出來，更希望所有的人都具備這種基本觀念。相當幸運地，銘傳同學們默默地給予我支持，擔心會我會感到尷尬，明明從電視上看到紀錄片的報導，卻偷偷地達成共識，不在我面前主動提起。雖然我並不在意，可是當我知道這個決議時，足足感動了好久。
紀錄片從三月起，就決定先採取校園巡迴的方式進行，希望能藉由影片中細膩的呈現四位當事人－校園及職場的心路歷程，以及面對與加害人、雇主及政府部門互動過程所遭遇到的責難與困境，卻仍持續抗爭的心境，透過影片放映及婦運工作者的實務經驗分享的方式，與師生們做一種面對面的討論及雙向互動。
2001年3月28日陳導演邀請我參加新竹女中演講，面對年輕女高中生對影片的感動與驚訝聲，體驗到那種真實的感動，第一次面對八百位女高中生，我居然不緊張，而且很從容，不疾不徐地回答，並且與她們分享經驗，深深覺得是應該為這些單純的心開始全力衝刺的時後了。
長久以來，在新知工讀，從剪貼有關婦女議題的報導中，逐漸建立起性別意識，只要是有關反性騷擾的講座或活動，都會極力參與，在一場又一場的活動中，吸收到各種被性騷擾的經驗，以及如何在體制內處理運作。
之後，持續參加幾場「玫瑰戰爭」校園巡迴講座，相當程度累積了許多與觀賞者的深刻對話及討論，我發覺無論是校園或職場校騷擾，幾乎都是在性別權力壓力下發生的，由於相關單位礙於同事的情誼及扣上毀損校譽的指摘，而無法適時的危機處理，懲處加害者和失職人員，這些時間上的拖延都會造成錯失蒐證先機，並使受害者遭受二度，甚至多度的傷害，並且強化了加害者有恃無恐的心態，嚴重威脅到校園裡師生的人身安全。
由於學校及職場無法積極、適時的處置，使得許多受害者，必須積極站出來，以媒體的力量凸顯其受壓迫的困境，因此，期待能藉由新聞的播放，讓民眾更關心相關議題，體認被害者的真實感受，進一步要求校園、職場及公部門給予明確的懲處或爭取應有的工作權。
但媒體對於事件的處理態度，往往不如受害者可預期的方式，只針對聳動及爭議的部分大肆渲染，持續追蹤，這種不帶同理心的處理手法，姑且不論是否屬於客觀中立，卻容易造成受害者內心莫大的壓力與急於澄清的心態，於是透過電視不斷的播放採訪，與加害者或民眾打起口水戰，甚至也會上call in節目，形成全民公審的情境。
媒體在處理性騷擾或性侵害等報導中，無法將爭議點如實的陳述，僅以當事人言語攻擊，猜測挾怨報復的可能性、雙方是否有金錢往來，或有政治目的為主要考量。使得加害者得以便宜採用這些無端的揣測，將其侵害行為合理化，這也造成一般大眾對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污名化，誤解被害者積極站出來的動機。
個案之所以必須以此方法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是為了突顯出現行法令的薄弱，無法完善保障受害者的權益；然而，隨著兩性工作平等法的通過，職場性騷擾不再形成無法可管的窘境，但對受害者的誤解與懷疑，卻沒有因此，而大幅改善。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在執行相關法令規範時，應該著重權力不均等的問題，而不是放在女性反躬自省的應對之道；健全的體制也須要主事者具有依法執行的心態，私下勸說的方式仍顯現出對性騷擾的刻板迷思及鴕鳥心態，如此敷衍做法，也是法令推動者所不願見到的。
如果說性騷擾事件影響了我的一生，未來日子裡法律將填滿我的生活。
學習法律的過程中，發現標榜男女平等法科中，仍然充斥著許多父權心態，也許是接觸了女性主義一段日子，上起這些課來仍感到十分不舒服。
體認性騷擾的真實存在與落實推動促進性別平等的目標，最主要必須加強校園中反性騷擾的意識及正確教育，有效、積極的運作各種申訴機制，因此授課者的心態直接影響到學生，這種潛移默化的觀念傳授，往往是認知的關鍵，影響範圍極為深遠，但這也是反性別歧視中所難以克服的。性別歧視或不友善的態度，成為了現在我必須面對的問題，而更多問題的浮現，祈盼能使我更堅定反性騷擾的決心。
№№前言：1999年台北科技大學爆發校園性騷擾事件，由於受害女學生四處投訴無門，轉向婦女新知基金會尋求協助後，婦女團體聯合多次呼籲教育部正視校園性騷擾申訴制度的落實。事隔多年，受害女學生黃佳韻（加入婦女新知基金會志工）轉學法律系，談自身走過性騷擾事件的心路歷程，與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