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光輝
緣起
1997是台灣的災難年，從林肯大郡災變、各種公共工程弊端，到劉邦友、彭婉如、白曉燕等三大刑案所標誌的治安惡化，各種意外事件發生的頻率與速度幾乎讓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的人應接不暇，甚至到最後只能以麻木不仁來面對。看著每天層出不窮的意外災害：食物中毒、口啼疫、工殤、中油氣爆、火災、性侵害案件、暴力案件、貪污舞弊等等，幾乎社會的每個環節都出了問題，真令我們懷疑這果真是個荒謬島嶼，所有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於是，我們被逼著對各種事件冷漠，因為我們的情緒早已負荷不了這近乎無厘頭式的社會災難，我們的社會關懷早已被一次又一次的事件消耗殆盡。有人說這是世紀末的詛咒，有人說這是上帝快來的象徵，我們似乎只能活在無盡的虛無之中，寄望一個遙不可知的世界到來。然而，新社會、新世界是不可能無中生有的，除了逃避，究竟有沒有可以期待的遠景呢？
- 台灣的歷史經驗
回顧台灣過去這幾年的各種災難，並不是完全無跡可循、無法解釋的。事實上，台灣跟所有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必須面對過去完全被壓縮的社會成本之反撲；換句話說，整個社會都在〝還債〞，償還過去所積欠的債務。在經濟發展上，我們一向引以自豪的經濟奇蹟，是奠基在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踐踏，為了在短時間降低各種生產所需的成本，創造最高的利潤，遂將大部份的成本外部化，讓社會大眾來承擔。
而在政治體制上，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狀態下，中央政府過度集權，使得地方自治淪為空談，因此，社會資源的分配也只能反映既有政治、經濟勢力的壟斷。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不管是政治性的訴求，乃至最基本的社團/社會生活的發展都因此受到限制，造成台灣人民幾乎呈現〝失能〞的狀態，而所謂的〝社會〞更是退化到一個個單獨的個人以及家庭。這樣的處境，不但人與人之間缺乏互動，更造成個人高度的孤立感，只能無奈、無助、被動地承受各種宛如由天而降的災難。
然而，在政治力上解嚴後的這十年來，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些鬆動既有體制的可能性。隨著政治力的解套，台灣社會原本蟄伏的各種力量遂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冒出頭來，無論是政黨、媒體、社團等等組織皆蓬勃發展。而基於社會公益的社會團體，尤其一些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更顯現了台灣社會力的逐漸復甦。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自去年五月一日成立以來，即致力於『婦女人身安全』的維護，以及鼓勵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希望女性能夠站出來為自己的各種權益共同奮鬥。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本基金會選擇以「社區」為經營的蹲點，期望能夠由下而上來改造、重建台灣社會。本基金會認為唯有透過社區「住民自治」的方式，讓在地的社區居民主動關心，參與各種社區中的公共事務，才能夠擴大公共參與的基礎。期待在這樣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監督在資本邏輯以及政治力運作下被犧牲、忽視的社會需求，實質提升社會生活的品質；另一方面更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讓個人在當中學習組織、協調、溝通，並進而尋求共識的建立，以便共同營造一個溫馨舒適的社區文化。
- 社區的發聲
綜觀台灣的社區發展工作，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在政府的政策指導下開始，可惜從過去的「社區基礎建設」、「社區理事長」，到今天的「社區發展協會」，都無法跳脫官方主導的模式。而寄望人民自治而轉型的「社區發展協會」，往往亦徒具形式，又再次淪落為地方派系的禁臠，並沒有因此改變原有的社區生態。相較於此，在九零年代以降，台灣（尤其是台北地區）陸續出現各種關於環保、交通、居住品質等攸關民生問題的社區居民自主抗爭。這一波社區運動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就是以社區主婦為主要的推動者。
這樣的經營特色並不是一個偶然，它相當程度反映了整個社會結構的現況。台灣社會愈來愈趨向原子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連帶（solidarity），因著都市化、工業化所造成的人口高度流動而破壞殆盡。現代台灣社會個人的基本生活型態，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家庭生活，缺乏社會生活的面向，而婦女在目前的生活型態中較有從家庭延伸至社會的可能性。家庭主婦，在傳統的性別角色界定中，負責擔任家務工作，因此，她們在職場上多半是彈性的、可替代性高、可以兼顧家庭的工作。與其他工業先進國家相比，台灣婦女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勞動參與率是偏低的，使得與男性同等教育水平的婦女往往成為專職的家庭主婦，造成人力資本上的浪費。
由於家庭主婦的性別角色大都比較關注在民生問題，由於她們沒有將全部的時間投注於工作，所以她們比較願意，也比較有時間為了小孩、家庭的整體生活品質，投注在社區生活的經營上。當然，也因為她們在社區中實際生活的時間較其他人口為長，與社區人、事、物互動的機會較多，對社區更是瞭若指掌，讓她們更有潛力成為最專業的社區經營者，為社區的實際生活需求提供更大的服務與協助。同時，這樣的專業服務是讓社區婦女擁有規劃、建議、決策等權利，而不是再次將婦女定位為執行的角色。
基金會認為開發社區內寶貴的婦女人力資源，讓她們能夠成為改革社會、改善公共生活品質的舵手，這是當前社區工作值得大力推展的方向。
- 從「社區發展」到「媽媽治城」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希望將台灣女性對社會環境的悲憤與無力感，化為具體的社會改革力量。希望能夠以「媽媽治城」的方式，實際參與社區的各項公共事務，透過集體的力量，營造一個安全、自在的生活空間。
在傳統的社區中，婦女一向是被動員的對象，她們被期待參與的活動不外是媽媽土風舞，就是插花、烹飪等休閒、聯誼性的活動。同時，婦女被賦予的任務也不外是任勞任怨的愛心媽媽、導護媽媽以及義工媽媽等等，這種要求婦女擔任只求付出，不求回饋的執行義工，造成社區婦女有責無權的窘境。而本基金會所推動的「媽媽治城」，則是希望婦女能夠對其所擅長的安養、教育、社區治安、環境保護等議題，主動積極地發表意見，並進而促成共識，以提出具體的建議方案或決策。換句話說，婦女因著傳統的性別角色取得社區參與的正當性之後，必須轉化成有權有責的專業社區經營者，才能夠有機會從事社會改革，進而提高婦女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總之，透過婦女傳統的性別角色，以民主社會「住民自治」的運作方式，讓婦女能夠擁有參與決策的權力，共同來為最貼近生活層次的社區生活貢獻心力，是本基金會努力的目標。
- 鼓勵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扭轉既有的社會生態
本基金會希望透過婦女的公共參與，尤其是從社區的事務著手，來扭轉現有地方派系、財團、黑道等利益團體對社區資源的壟斷，以改善台灣社會的公共生活品質。
- 落實市民主義與住民自治的理想
本基金會希望在整個社區參與的過程，能夠充分落實市民主義或社區主義，鼓勵社區婦女能夠主動對社區內的各項事務進行討論與規劃，同時又讓權力確實能夠下放到基層，避免社區組織變成聽令行事的執行單位。
- 建立一個安全、自在的生活空間
在過去動盪的一年中，我們充分感受到女性、兒童在社區中的治安弱勢，因此，在婦女主導的社區參與中，我們希望能夠營造一個安全、自在的生活空間，讓每個人的生存權能夠獲得保障。
有鑑於國內社會治安的極度惡化，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特別將「治安」這個攸關全民人身安全的議題列為工作重點。希望從落實「社區治安」為切入點，進一步關照到社區經營的每一個層面。
對於治安的問題，我們首先推動的計畫是「社區治安會議」。一方面希望經由「社區治安會議」深入社區，瞭解社區的治安需求，落實地方自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貼近社區婦女的日常生活經驗。我們所推動的社區治安會議，並不是要利用社區巡守隊、保全系統、監視器、電眼等警報系統的裝置來維繫社區的安全，而是希望能夠透過社區住民的共識來維護社區的安全，讓社區裡的每個人都學會對別人的安全負有責任。巡守隊式的警戒系統根本無法達到社區意識的凝聚，唯有讓社區的居民共同為社區的安全負起責任，增加社區中的互動關係，才能夠真正確保社區的安全。
至於如何有效推動社區治安會議，是我們還在努力進行的工作，尚須各界的共同參與。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推動有關社區治安會議的工作重點，包括：
- 檢討社區警察工作現況（考績制度、人力配置）與社區治安現狀
在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深入社區，推廣「社區治安會議」之後，我們發現當前的警政制度有極大的缺失，基層員警負擔繁雜，勤務分配僵化，又疲於應付上級命令的狀況下，根本無法正視基層民眾的需求。因此，本金會希望推動『警政社區化』，讓警察真正為社區住民服務，並且與住民共同來預防、打擊犯罪。
- 找出社區具體的治安需求，訂定社區治安工作要點
在社區治安會議的召開中，我們希望能夠找出社區的具體治安需求，讓社區住民自行彙整出他們的治安需求，並且提出社區治安改善的重點，交由相關單位來執行、改善。
- 訂定社區治安弱勢（婦女、小孩、青少年等）之安全維護要點
對於社區中的弱勢者，我們規劃了學童上下學安全路線、安全愛心站等方案，希望能夠提供有危急的居民緊急的庇護與通報。
- 繪出社區治安地圖（包括巡邏路線，標示社區治安死角等）
社區中的危險地帶只有社區的居民最清楚，因此，我們希望由社區居民將社區中具有危險性的治安死角標示出來，並由派出所來加強巡邏。
- 推廣社區責任通報系統的建立
關於人身安全的保障，我們希望能夠推廣到全社區，讓社區中的居民能夠具有社區責任通報的觀念，能夠隨時對受虐的兒童或是受暴的婦女等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最徹底的保障。
- 社區認輔活動的推廣
社區認輔的活動，主要是希望結合社區與學校，針對需要高度關懷的小孩提供援助，希望能夠達到及早預防犯罪的效果。面對日益惡化的青少年問題，希望結合社區的關懷力量，讓教育的責任分攤至整個社區，而不是由個別的導師、個別的家庭來負責。由於現代社會的變遷日驅複雜，破碎、單親的家庭的比例增多，使得個別的導師無法照顧全部的學生，如果透過社區的支援力量，那麼成長中的青少年一定能夠獲得更多的關照與愛心。因此，我們藉由組織社區中的認輔義工團，與家庭、學校共同來關心學生，協助他（她）們年共同走過苦澀的成長階段。
目前，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一方面希望藉由社區婦女參與治安改善的工作，將婦女人身安全列為社區治安的重點工作，降低婦女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可能遭遇的危險因子，另一方面也希望讓這群社區婦女在參與的同時，分享基層治安的決策權，進而成為專業的社區經營者。我們相信，唯有讓女性觀點進入社區治安的決策系統，才是積極維護婦女人身安全的作法，也才能徹底改善婦女弱勢的社會處境。
讓婦女了解社區治安體系，以參與「社區治安委員會」的方式進入治安決策核心，讓民意充分進入警政體系，落實警民合作的意義，唯有透過這些婦女的參與經驗，我們才能對長久失當的治安政策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我們認為，從社區這個最接近民眾的生活層次出發，才能徹底實踐治安的維護，讓婦女、兒童、社區住戶以及商家的人身安全及財產安全確實得到保障，也唯有如此，婦女人身安全才能真正受到重視，並且成為社區治安的重點工作之一。
為了在社區內落實婦女人身安全的維護工作，本基金會成立後已在台北市協助召開兩場社區治安會議，分別是五常社區治安會議、萬芳國中學區治安會議；另外我們也參與了台北市內湖社區治安會議的協辦工作。
從我們參與社區治安會議的經驗中發現，居住在社區的婦女是最了解基層的治安問題，並且具有實際改善治安的行動力。以我們參與過的社區為例，萬芳國中愛心媽媽們便在去年六月二十一日成立「萬芳國中學區治安委員會」；五常國中家長會的愛心媽媽們則在同年六月二十五日成立「媽媽治安委員會」，以社區婦女組織、愛心媽媽及認輔媽媽團作為治安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並邀請熱心社區事務的男性居民為名譽委員或顧問，讓這群熟悉社區問題、了解社區住民需求的女性成為治安委員會的主體，掌握維護婦女人身安全的發言權。我們認為這樣的做法，才能讓社區中經常擔負照顧責任的女性，能夠真正擁有治安的決策權，讓女人有責有權，在社區層次上落實權責合一的意義。
整體來說，我們所推廣的「社區治安會議」是一種參與式的，以社區居民為主體，廣邀社區各方（居民、警察、學校、民間社團、家長會、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少輔組及其他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社區式的聚會協商，找出社區的需求，擬定方案，共同執行，讓社區中的每一份子能夠充分參與，並且貢獻每一個人的力量，共同來維護居家及鄰里的安全。
由社區婦女主導治安委員會的發展，是我們所樂見的成果，我們一直希望落實「媽媽治城」的理念。事實上，已經有一群媽媽勇敢地站出來，以實際的行動對治安噩夢大聲說不。從這些媽媽的參與中我們可以發現，母親的大愛就是社區治安委員會的主力，女人的體貼、細心也是打造一個安全生活空間的重要基礎。這群媽媽治安委員不僅深入調查社區的治安死角，更積極提出許多維護社區安全的方案，包括：增加社區安全巡邏路線、增設夜間照明裝備、規劃公園空間設計、增闢青少年活動場所、與學校及青少年輔導系統合作組成認輔義工團等等，種種的提案都切中社區治安的需求，也充分展現社區媽媽結合基層警察共同為治安體系注入新血的實力。我們相信，唯有透過基層員警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推動的治安維護工作，才能有效解決日益惡化的治安問題。
除了社區治安的努力之外，在未來由婦女主導的社區工作上，我們希望能夠發展更多攸關民生的制度，譬如育嬰、托老、青少年問題、社區警政等等，透過社區婦女的集體力量，來規劃、建構各種更符合社區生活需求的社會制度。當然，經營社區的工作，原本就是需要長期不間斷的過人毅力與能量，只有這種細密而綿延的生活改造，才能真正改變台灣社會的現況，同時，也只有將各種社會制度落實到社區生活的層次，才能讓基層的人民受益。而社區婦女自發的組織，將社區變成實踐理想社會生活的場域，切實的去對自己的生活環境進行改造工作，才能真正實踐「媽媽治城」的理想。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認為唯有透過將改革的力量落實於社區住民的手上，才能在百病叢生的台灣社會中，注入一股生機。
在我們積極與社區婦女合作經營的社區中，五常社區的媽媽們已經進一步組成榮星婦女協會，並且還參與了榮星花園的改造計畫。而萬芳學區的媽媽們也積極地籌辦各項的活動，為自己的社區來打拼。彭婉如基金會希望有更多的社區婦女能夠一起加入我們「媽媽治城」的行列，共同營造溫馨的社區，為台灣社會更美好的將來共同來努力。這樣的努力，不但讓在社區參與中的個人擁有能力（empowerment），也激發了台灣社會改革綿綿不絕的原動力。
婦女論壇 since
1997.08.08 lastupdated 1998.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