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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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重建樂園的夢想

陳慈美
1999.7.1.《主婦聯盟綠主張》138期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若是雇工，看見狼來，
就撇下羊逃走，並不顧念羊。」

∼　耶穌                    

　　田園詩並不是西方文化傳統中唯一的牧歌(pastoral idyll)，另一種普遍流行於西方社會傳統中的牧歌，我們可以稱之為「基督教的牧歌」(Christian pastoralism)。如果吉爾伯．懷特牧師(Gilbert White,1720-1793)是「田園式生態學」(arcadian ecology)的典範，那麼，從基督教牧歌所延伸出來的「帝王式生態學」(imperial ecology)路線的奠基者，則以比懷特還要早一個世紀的另一位英國人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為最佳代表，深刻地影響了整個十八世紀自然史研究發展的主流。為了要了解「帝王式生態學」的內涵，我們首先介紹「基督教牧歌」的精神與培根奠定後代「大自然的統治」(the domination of nature)的理論根據及其歷史文化背景。

　　

領往青草地的牧歌

　　英文中「牧歌」(pastoral)這個字，原意是「牧養」，指牧羊人餵養羊群並保護牠們免於受到災害。一個好的牧羊人，最主要的職責就是帶領羊群遠離充滿危險的大自然，並且要能夠抵擋殺害羊群的邪惡力量（如：野狼、獅子、大熊等......），領羊群到青翠的草地上和可以安歇的水邊。在好牧人的眼中，大自然裡充滿了使羊群飽受威脅的掠奪與殺害，因此，一個好的牧人，必須是肯犧牲、克己，以確保羊群的福址，甚至有時候還要為羊捨命。

　　牧羊人與羊群的關係，在西方傳統中被引申為牧師與會眾的關係。牧師必須在靈性上給予會友最好的餵養與引導，他最主要的職責就是帶領羊群遠離敗壞的苦難世界，進入青翠的草地上。一個好的牧師就像好牧人一樣，必須超越凡俗，犧牲克己，也要有人道關懷的精神，甚至還要為羊捨命，而耶穌就成為好牧人(the Good Shepherd)的最佳典範。

　　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與田園式牧歌所追求的理想──與自然融成一體，並抵擋由於工業化，都市化所帶來人與自然界疏離的惡果──完全不一樣。

　　

現代化的歷史脈絡

　　「現代化」在西方社會裡，是一個由文藝復興開始且一直延伸到現在的歷史性運動，它包含下列一連串的歷史過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民主革命、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等。這幾個不同面向的歷史過程，通常都會彼此加強（例如：宗教改革與科學革命及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間，有著極密切的關聯）。現代化不能被縮減成這些組合的成分，「全體大於部分的總合」(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是個明顯的事實。因此，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與自然」關係的演變，就必須在政治、經濟、宗教、科學，以及其他變數交互影響而成的文化歷史脈絡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上述幾股歷史的力量合在一起，共同挑戰當時教會的霸權，高舉「理性」(reason)超過「信仰」(faith)，並且從宗教立場肯定俗世的活動，並對財富的追求賦與社會尊嚴和心理上的意義，自此，消費社會已經悄悄地準備登場，對物質的需求不斷提升的浪潮，席捲著野生的大自然(wild nature)。其中尤以科學革命對現代人自然觀的影響最大，除了伽利略的新科學（請參看1999.5.1.《主婦聯盟綠主張》第136期）之外，其他重要的影響尚有培根的新邏輯、笛卡爾的機械論化約主義(mechanistic reductionism)以及牛頓的物理學。以下介紹培根對生態思想的影響。

　　

以科學建造人類大帝國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生活在一個極度樂觀的時代，那時候正是英國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農業上改變環境以符合人類需求的實際成就，使得人類越來越自滿，對控制自然的可能性以及對「進步」深信不移，「知識即力量」成為科學在理論上的一個應許。培根把科學家視為「偵探」，並且認為人若要了解自然，必須把「她」拿來試驗。古代人與自然和諧的理想和視自然為提供人類生存的豐富世界等觀念都被他摒棄，他認為，世上任何東西都可以經由科學來作改變，成為符合人類的目的，他的理想乃是要完全掌控自然(a complete mastery of nature)。他將人與第一世界（自然世界）的關係作了革命性的改變，相信人類可以透過科學而創造出第二世界(a second world)。

　　培根宣稱，人類具有成為所有事物的主人之潛力，甚至，這些事物還包含人類本身的命運。他不但視前科學時期的人如野蠻人，是住在沒有文明好處的受詛之地，並認為在自然中的人是粗俗又可憐的，但生活在現代的文明人則具備有運用科學以重造野地的能力。因此，培根所期望的目標就是儘快地將各處的自然野地轉變成文明昌盛之地。

　　因此，培根所提倡的是極端自我肯定的人生目標，與懷特的安祥謙遜截然不同。他一直強調要「儘量改變所有事物，以擴展人類帝國的疆域」(to enlarge the bounds of Human Empire)。自此，奠定了後代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以及「對大自然的統治」的心態。

　　

科技人員成為現代好牧人

　　西方科學與技術的發展，與基督教裡普遍流傳的自然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他們視自然界為一個不具備任何神聖性的受造界，因此，人可以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分析、運用自然界。（尤其到了牛頓物理學建立之後，自然界簡直就成了一構造精緻複雜的大機器。）

　　培根的論點其實正是這種傳統自然觀的發揚光大而已。他希望經由科學和人類的經營管理，可以使得整個世界變成人造的樂園(a manmade paradise)，並且深信，在這樣的烏托邦裡，人類將會重新拾回伊甸園所失落的尊嚴、榮耀與對其他受造物的管理權。在培根的心目中，基督教牧歌裡傳統的好牧人已經由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所替代，因為，科學提供給現代人各種更好的方法，讓我們能夠建造出更為堅固的羊舍和創造出更為青翠的草地。

　　

選擇的考驗

　　在生態學觀念開始萌芽的十八世紀裡，田園式的牧歌與帝王式的經營管理心態一直是並存的，但後者的確是整個社會的主流，到了二十世紀，它更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主流思潮。科技、經濟和政治三股力量結合在一起，掌控全世界的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我們幾乎無所遁逃。儘管全球生態意識的覺醒已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歷史，（台灣至少也有十餘年），但我們仍可以感受到那股令人窒息的主流思潮，籠罩在我們生存的每個角落。

　　再過半年就要踏進廿一世紀了，我們可以選擇從田園式牧歌所帶來的願景嗎？這確實是一個嚴肅的考驗！

　　

尋找台灣自己的牧歌

　　本系列文章以介紹西方生態思想史為主軸，但在展讀他人的歷史文獻時，心中惦掛的仍是，台灣這片土地上的百姓，究竟會發展出什麼樣的生態觀念和思想？

　　近代有不少西方學者對東方文化充滿了浪漫的想像與期待，但是，當我們看到台灣的政府一直向人民宣示：水庫非建不可、核電廠一定要建......，我們實在看不到西方學者所稱羡的「天人合一」觀念有任何作用。然而在久旱不雨之際或土石流造成鉅大災難之後，政府官員並沒有發揮科學精神去檢討各種建設的缺失，尋求解決的途徑，反而藉著各種媒體演出祈雨、悼魂等推卸、轉移焦點的戲碼，成為世紀末最荒謬的組合。

　　期待有更多人一起來尋找先人所留下的智慧，唱出屬於我們自己這片土地上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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