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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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康考特森林

陳慈美
1999.11.1.∼12.1.《主婦聯盟綠主張》142∼143期

「為什麼史書盡是對政界小人物歌功頌德，
對一座歷盡滄桑卻依然挺拔宏偉的森林
反而隻字不提？」

∼梭羅                 

　　

被遺忘的歲月

　　《湖濱散記》(英文書名為「華爾騰湖」"Walden")作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 1817-1862)短暫的一生中，最為人熟悉的事蹟是1845-1847年間在華爾騰湖畔離群索居的兩年，以及1846年因拒付支持墨西哥戰役之人頭稅而入獄一夜，但很少人留意到他從小木屋搬回康考特(Concord)市中心他父母家中之後十幾年的生活。從他1850年代到1861年春天之間所留下超過兩百萬字的日記手稿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這個時期梭羅的生活比他在華爾騰湖畔獨居的日子更加融入大自然當中，這些手稿也成了梭羅留給後代最重要的遺產。

　　從生態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梭羅可說是懷特牧師田園式生態學在十九世紀的繼承人，他不但是一位淵博而積極的「田野生態學者」(field ecologist)，同時也是一位深思、犀利、自學的「自然哲學家」。他的作品成為英美世界中生態學邁入浪漫主義思潮的最佳代表。

　　

新英格蘭清教徒中的異類

　　梭羅的日記裡經常引用懷特牧師《塞爾伯恩自然史》書中的文句，可見他選擇畢生以自己故鄉的自然環境作為研究對象，並經常徜徉於其間享受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方式，確是以懷特牧師為典範。這種閒情逸致卻無法見容於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他們對於整天在草地上閒逛或在樹林中聆聽蟲鳴鳥叫的生活簡直無法忍受，也因此，在村人的眼中，梭羅無法像懷特牧師一樣受人尊敬。

　　梭羅與懷特不同的地方還不只這一點。懷特是一位牧養村民的牧師，而梭羅則以極為嚴苛的口吻批判村裡的清教徒並稱他們為「爛南瓜」(a rotten squash)；懷特非常珍愛村裡的古蹟文物與風俗傳統，梭羅則一直致力於尋找已經消失的原住民所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以及在白人社會不斷擴展之後仍能僥倖存留的原始野地(primitive wilderness)；懷特並沒有察覺到他那時代由於經濟革命所帶來的社會混亂與緊張情勢，可是，生活周遭的劇變對梭羅而言則是無法逃避的現實，要不是去適應它，就得找到深思熟慮且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法，但絕不可能像懷特牧師一樣完全不受困擾地安靜過日子。

　　

急遽變遷的時代

　　1850年代，位於波士頓海港西方20哩處的康考特，風光明媚的田園景象底下卻瀰漫著蓄勢待發的經濟威力。隨著火車鐵道的入侵，市場機制的影響已不可避免，整個村子再也不可能像過去一樣是個自給自足的天地。

　　在學術領域裡，18世紀中由林奈學派所展現敬虔與理性融合的典範已逐漸失落，而當時所主張穩定不變的自然組織法則也不再具說服力，代之而起的是由賴耶爾(Charles Lyell)及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提出的新觀點，整個自然界不斷變遷的事實使得機械論世界觀受到挑戰，自然界再也不是由一位超自然的工程師所設計的大機器，進化論的觀點打破了機械論的壟斷。

　　此外，雖然梭羅極為推崇林奈，甚至把這位瑞典籍的自然學者視為與荷馬(Homer)和喬塞(Chaucer)並列的文學天才，因為他們都能夠表達出「對大自然最純潔、最深刻的愛意」。然而，在他1852年的讀書札記中卻曾經有這一段有趣的註腳，他說：「立刻去讀林奈的作品，然後儘可能地從林奈走下來而遠離他。」(come down from him as far as you please) 他必須從林奈「走下來」，因為18世紀裡宗教與科學結合的理想在十九世紀已經不復存在。

　　

從辨識植物到生態觀察

　　早在學生時代，梭羅便已經開始擁有他的第一本植物學的書：畢杰羅所寫的《波士頓及其近郊的植物》(Plants of Boston and Vicinity by Bigelow )。當他就讀於哈佛時，開始研讀史邁利(William Smellie)的《自然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那是十八世紀自然神學領域的經典之作。他也經常到波士頓的「自然史學會」(Natural History Society)參觀學習，使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不斷增進。

　　1852年春天，當華爾騰湖開始融雪的時候，梭羅也正式展開他往後的自然觀察紀錄。他說：「我極想認識我的鄰居們，讓我可以與他們更加親近。」他手中拿著書本，逐一辨識每一棵冒出的嫩芽，以及周遭的每一種植物，並學習辨認每一種出現在康考特的候鳥。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發現到，康考特地區所涵蓋的自然環境遠比他所想像的還要豐富多樣。一旦知道「鄰居們」的名字之後，梭羅進一步的想去了解各種植物、動物以及棲息地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他也從德國植物地理學生態家漢伯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學習到按環境條件來作植物分類，例如，他曾經按成長時所需要的土壤溫度來為當地的喬木與灌木作分類。

　　1853年手札中寫著：「我特別被懷特的塞爾伯恩及漢伯特的自然觀點(Aspects of Nature)所吸引。」這兩位作者都是屬於具有寬廣而整全視野(of broad and holistic vision)的科學家，因此，他們提供給他的就是一種生態性的眼界(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重建自然原始風貌的夢想

　　梭羅與懷特或漢伯特最大的差別，在於他生態研究最深切的目的是歷史性的：「為要重建我們居住的地方在三百年前白人尚未進入美洲大陸時的原貌。」這樣的目標當然也與林奈學派循環不息的自然觀不同。目睹19世紀中葉康考特所遭受文明入侵之後的劇變，再加上賴耶爾與達爾文對自然變遷所作描述的強化，使他深切的感歎道：「當我看到春天的景象，我以為自己擁有一本完整的詩集，然而，當我知道手中的詩集其實是殘缺不全的，我感到極度的痛苦與懊惱，因為，我的祖先已經把詩集前面幾頁，以及詩集當中最精采的片斷撕毀了。」

　　根據梭羅的觀察，最劇烈的生態變遷是發生在新英格蘭的森林。當白人於1638年開始進入康考特時，當地仍是覆蓋著茂密的森林，只在河岸的少數地區有印地安人屯墾的遺跡。到1700年，新英格蘭區已有500英畝的林地被開發成農地。一個世紀之後，原始林幾乎已經不存在，有樹木成長的地區，多半是屬於第二輪或第三輪的樹種。

　　他所有的研究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更具科學性的描述，使得已被荒廢的土地能夠再生。梭羅深信，只要相當數量的森林棲地仍舊存留，原來的生態面貌應該可以再恢復，而這種可能性是否可以實現，則完全掌握在城市裡的居民的意願。因此，他建議：「如果有人因對兒童施虐而受罰，那麼，惡待大自然的人更應該被繩之以法。」

　　

民間智慧的傳承

　　梭羅並不是當時唯一擔憂環境劇變的人，社會上不少有識之士亦有同樣的關切，其中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與梭羅亦師亦友的教育家愛默生(George B. Emerson)。他曾經於1837-1843年間擔任自然史學會(Natural History Society)的會長，並且，由於當地立法院的支持，組成一個對麻塞諸塞州的動植物作全面調查的委員會。雖然其他州也有類似的委員會形成，但一般都是為了把調查結果拿來提供「農業、商業及製造業的利用」，而不像愛默生是為了要規範漫無節制的濫墾濫伐。

　　在這調查結果出版時，愛默生自己也於1846年時寫了其中的一卷：〈麻州自然生長的林木報告(A Report on the Trees and Shrubs Growing Naturally in the Forests of Massachusetts )。這是美國十九世紀自然史裡一本被忽略的佳作，同時也是呼籲以更智慧的方法來經營使用森林(a wiser economy in the use of forests)的最早期作品之一。當梭羅研究康考特地區消失中的森林時，主要便是參考這本書。

　　愛默生擔任自然史學會會長的第二年(1838)，曾經找到了好些麻州的有識之士籌措一個能傳承民間智慧給未來世代的基金會(a fund of folk wisdom for the future)，主要是針對林地的經營方法的探討，因為森林中林木演替的問題長期困擾著以林地維生的農民。

　　 梭羅就是想為這個問題找到一個有科學根據的解釋，後來他終於發現到一個簡單又有趣的解答：當松鼠把橡實(acorns)埋在松樹下之後，有些可能忘了藏在哪裡,也有的松鼠被殺害了，於是，橡樹會取代被砍伐後的松樹林；反過來，松樹的種子可能被風吹到橡樹林之下，於是當橡樹被砍伐以後，取而代之的可能就是松樹了。這個觀察結果在一個農業學會裡演講時發表出來，講題為：「森林樹木的演替」(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後來又被許多刊物所引用，因此，這篇演講詞被公認為是梭羅一生中對於保育、農業與生態科學所作的最大貢獻。

　　

學習謙卑節制的態度

　　隨著人口不斷的增加以及經濟成長的步調不斷地加快，原始森林與野地也持續地消失，梭羅正好看到麻州原始森林豐富多樣、雄偉壯麗的最後景象。

　　雖然梭羅極想儘量保存大自然原有的野性 (wildness)，但他也知道必須與文明社會的需求作某種程度的妥協，因此，他建議在每個市鎮裡應該至少要保留五百到一千畝左右的原始森林，並且「不准砍伐其中的林木來利用，使它成為能從事教育及休閒用途的公共財產」，讓人類可以學習了解大自然本身的運作法則，並學習以謙卑節制的態度對待周遭的環境，而不是粗暴地破壞與利用。

　　田園式生態學基本上是一種倫理觀，它不只是科學知識或經濟觀點而已，梭羅則為田園派倫理過渡到現代生態哲學發展最重要的一個人物。他與所有追隨懷特牧師的田園生態學者一樣抱持著共同信念：「人類必須學習與自然法則協調，而不是去超越它或改變它。」

　　

結語

　　在台灣，因森林破壞所引起的災變遠超過美國在19世紀中葉的問題，但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有類似愛默生在1838年所設立「為後代而保存民間傳統智慧」的基金會？或者，我們真的就像梭羅所批評的，都是一堆「爛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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